Post By：2015/1/12 15:01:00
那天上午，正在家接待在外资企业做事的内侄，聊得正欢，这时手机响了，一个很随意的声音飘了出来：
走，爬浮山去！俺爸，还有媳妇，现在就在燕儿岛路了，你过来吧！
听这口气，像是在下命令。他以为，我就住在他所在的街道附近。
但是我真是不能去，因为内侄很久没来了，又是节日。于是只好婉辞。
来电话的是青岛九中的同学，初中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春元。之所以跟我说话这样随便，实在是太熟太熟的缘故。
春元是我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之一。当时是1972年。
我认识春元是在一个带有的地下室的三层建筑（那个建筑曾多次闯入梦乡），那是一座叫做六二楼的教学楼，楼前有一个宽阔的操场，操场被叫做六二院。六二，是青岛解放的日子，1949年6月2日。在老山东大学，今天中国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内，也有一座被命名为六二楼的建筑。
我们那一届学生的数量很多，一个级部有12个班，一个班有不少于五十个学生。因为人多，教室不够用，开始的时候是二部制，也就是上下午各有一个班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。我所在的1班和春元所在的7班共同使用同一个教室。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毕业自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德明，他个子高大，总是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开始教历史，后来教数学。他一口本地方言，对在小学听惯了教师的普通话的我们，刚一开始还不太习惯。7班的班主任是吉忠，一个有着络腮胡子，很帅的山东大汉。
入学一段时间，1班上午上课，7班下午上。那时没有爱惜公物的概念，很多同学把鼓励自己的座右铭用圆珠笔写在课桌上。我也这样做了。
可是，第二天，在我的抽洞里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写着一行整齐的字，字句的原话记不清了，意思是要我爱惜公物。
于是，后来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位与我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的异班的同学——春元。他总是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，那时是文革后期，没有校服。他脸盘阔阔的，眼睛很大，有神，脸颊上有一对好看的酒窝，青春的身材棱角分明，腰圆膀阔。说话慢斯条理，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。走起路来四平八稳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有时还甩起双臂，挺胸抬头，有一副雄赳赳气的气势。这种扮相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混乱的条件下自然很另类，时常引来一些议论。
刚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不是团员，他也不是，都是入团积极分子。都积极地参加一些级部团支部组织的活动。我不是团员，大概是因为家庭，虽然父母都是红小鬼，父亲十五六岁参加新四军，母亲十一二岁在根据地参加**，但爷爷上海滩自由职业的身份（后来知道祖父在上海滩还开过很多家有无锡家乡特色的粥店，并在现在上海新客站一带有自己的钱庄和纱厂，但皆毁于八一三日寇的大轰炸）和外祖父下中农，并有早年在青岛经商、在高丽及关东经商的经历和背景，使家族成员的政治前途自然地受到了影响。春元不是团员，据说也是因为出身问题。
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参加团的活动。我们班的团员是魏超英，也是班长，一米七几的个子，很结实，脸黑中带红，笑眯眯的，父亲是参加过**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战士，时任公安部门的领导，根红苗正，自然入团没得说。超英住在恩县路公安宿舍，常常是天不亮就跑上广东路大坡，在我住的武定路23号红星船厂宿舍门口吆喝我，还有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其他同学一起跑步，在还不怎么亮的黎明，浩浩荡荡地跑过学校门口所在的上海路，再往前，沿着江苏路，一直到海边，再跑到鲁迅公园，这时天就大亮了，于是我们一起迎接朝霞，说着，笑着，再返回去，回家吃饭，背书包上学去。
超英最初写的字不好，忽然有一年假期回来，惊讶地发现，他写出了一手漂亮的钢笔行书。后来得知，是他做纺织研究所工程师的母亲督促他，在假期学了书法。放学课后有时到他家做功课，经常看见他母亲在伏案工作。作为工程师，阿姨的英语自然没得说，有一天，我读英语课文，大概读得比较流畅，博得了阿姨的夸赞。
由于那时一个年级没有几个团员，哪位同学入团，被视作一件很荣光，很神秘的事情。家庭出身不好的，家长或家族有历史问题的，即便表现很好，一般也很难被纳入发展名单。
因为是年级团支部，所以组织的的很多活动就由整个级部各班的学生参与。各班的班干部和骨干之间因而交往频繁，这样一来二去的，甚至后来回忆起来，就搞不清楚谁跟谁是哪个班级的。
春元班的团员叫马宝山，眉清目秀的一个小伙，多年不联系了。
我们在一起搞的活动很多。
首先，针对上面说的课桌被圆珠笔和小刀刻画的累累伤疤，春元提出动议，把桌面翻过来，因为朝下的一面很光滑。开始大家都不敢，因为毕竟没做过这样的活计，也没有工具。但我们班一位住在吴淞路的同学闫广禄，父母是工人，住的房子也属于筒子楼，楼道里终年不见阳光，到他家去，走进楼道，要适应一会，才能找到家门。他腰圆膀阔，很有力气，在家里是家务劳动的一把好手，邻里百家的很多活计，如挑水、买煤、买地瓜、买大白菜，以及春节各家各户的蒸馒头等等，他都去帮忙，他很支持春元的建议，他也会干，于是来自不同班级的入团积极分子，在一个月光姣好的春夜，在地下室的教室里，开始动手改装课桌。开始很费劲，干得慢，大家说着，笑着，轻轻哼着**歌曲，越干越熟，最后，终于在午夜前后把班里三四十张课桌翻新了，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照在刚刚翻新的，露着白茬的桌面，大家心里很快活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
但是，我们的高兴劲没有持续太长时间。事实上，第二天，我们几个“主谋”和“当事人”就被叫到了教导处（教导处主任后来调到青大工作），批评一番之后，我们被要求把翻新的桌子面恢复原状。我们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
后来，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整个级部搬进了大家向往已久的百年老院——白果树院。那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院子，那个院子的中央有两棵两人合围的大银杏树，银杏又被叫做白果树，所以那个院子被叫做白果树院。我们1班在西侧的2楼，7班在北侧的1楼。教室是木板地，踩踏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。秋风吹起的时节，满地金黄的叶子，白果撒落一地，四合院里形成的旋风，优雅地吹拂起树叶，叩打着教室高大的窗扇，坐在教室里读书的我们，看着金黄的叶子、满地的白果、四合院围合而成的那一小片湛蓝的天空，心里常有一种莫名的惆怅。夜里，在一楼7班朝南的教室里，级部团的骨干摸黑开会（忘记为什么不开灯了），唱歌，大声地争论，也憧憬未来。然后，踏着皎洁的月光一起回家。
还有几次，是排除院子里的积水。有一年暴雨之后，院子里排水不畅，级部的几个团员和骨干学生一招呼，三十好几个不同班级的男女同学齐上阵，有的用扫帚，有的用盆，有的用水桶，七手八脚，很快把积水排出院子。
到了初三，政治气候缓和了不少，条件放宽了一些，像我这样的，也是因为表现好，终于在毕业前被吸纳入团。入团介绍人，一个是超英，一个是李萍。前者后来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战后因表现优秀，高考时虽分数不够，但因有战功，照顾录取，进入重庆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学习，专业是给排水，读书期间与他有频繁的书信往来。后来大裁军，所在部队整体转业，他被分配到本地的一个公用事业单位做部门副职，终因个性问题不堪于看不惯的单位风气，愤而辞职，开始做服装生意，赔亏后，南下海南，做老本行给排水工程师，后为照顾年迈的父亲返回家乡，现在仍是一工程师。几个同学曾给他张罗着找对象，但他从老家赣榆找到一位教师。现有二女，美满幸福。李萍不知所踪。
春元因家庭困难，上到初二就退学了，在青岛味精厂做了一名工人。他离校的时候，大家都很伤感。
